魏晋之际，三国割据，司马争权，门阀当道，贤士无名。这段时期是中国急遽变化的大动荡时期，即所谓的乱世。这段时期的文学也是典型的乱世文学，敏感脆弱的文人们值此乱世，处境十分艰难，身似浮萍无处依，命如残烛吹可灭。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郭璞、谢灵运、鲍照、谢眺等。尽管如此，广大文人仍顽强地在夹缝中求生存，用自己的生花妙笔谱写了一段令后人为之心醉的魏晋风流，而“竹林七贤”便是这一文学大军中的主力军，如夜空中的北斗七星一样璀璨夺目，永远散发着明亮而不朽的光芒！

    关于“竹林七贤”这一名号的来历至今说法不一，《世说新语》中始称“竹林名士” ①，到后来文士竞相传写其生平故事，“竹林七贤”之名方闻之于四海。对此，学者陈寅恪颇有研究，他说：“所谓‘竹林七贤’者，先有‘七贤’，《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实与东汉末‘三君’、‘八厨’、‘八及’等名称同为标榜之义。迨西晋之末，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等遂著之于书（《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竹林七贤论》）。” ②后来虽然有学者提出来竹林确有其地，“竹林七贤”之称谓当起于七贤之时，然亦无确证③。并且在七贤的诗文中，也无涉及竹林的地方。从上述资料可见：“竹林七贤” 并非什么学术团体，更不是什么政治组织，他们只不过由于各种特殊的原因，由于共同的喜恶志趣而聚集起来的，所以他们的结合也是松散的，但由于他们代表了魏晋玄学，掀起了一股自由之风，后人遂称其为“竹林七贤”。《世说新语》里有一段文字是这样描写他们的：“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④

  “竹林七贤”的称谓来历无须细谈，这里我想着重论述的是“竹林七贤”的自由主义精神，即从他们的言行及其著作中探寻其朴素且矛盾的自由主义精神。

   要探寻“竹林七贤”的自由主义精神，就先得了解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含义，以便证实“竹林七贤”的自由主义精神是名副其实的即我的论点并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著多如牛毛，这里仅选其权威的，精华的作为我的论证素材，尽管自由主义是西方的概念，但我觉得思想无国界，且任何国家的人民都在追求心中的自由，因此用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来分析解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精神并不矛盾。东方的自由主义自有其特点及根源，中国著名学者唐士其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把自由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定义为一种不存在对于思想和行为的障碍的状态，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时候拒绝这种自由，但它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与追求的方式各不相同。如果我们相信对于自由的追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这样一个基本的命题，那么就必须承认，如果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一种对于自由的执着，也就没有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存在与发展。”⑤可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自有其形成的根源，在《孔雀东南飞》中就出现过"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的句子。中国传统的自由观念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形成，并且最终在儒家文化的思想中形成了一种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的伦理学说与柏拉图的“精英主义”有所相似，并成为一种人通过自我修养而使其个性自由发展的起点，同时又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的方向，或者说对自由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解，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儒学研究者杜维明说："东亚思想的显著特点体现在一个为世人普遍接受的命题上，即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自我努力而完善起来。"另外，道家的自由主义色彩更加鲜明，其“取法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得以逍遥终生，优哉游哉。深受老庄哲学影响的陶渊明在《饮酒》⑦中写下的诗句就是一种对自由的赞美，冯友兰说，这是一种自动远离约束的自由观。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具有培养自由主义精神的“土壤”，我们是可以从他们的言行著作中窥见自由主义之光的。

“竹林七贤”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其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源自然是老庄哲学，这点无庸置疑。因为玄学理论正是借助谈玄，著论和注疏《易》、《老》、《庄》三玄建立起来的，谈玄的谈资也是《易》、《老》、《庄》三玄。著名学者汤一介曾为魏晋玄学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和“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式来讨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表现为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问题。⑧既然魏晋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那么老庄哲学中体现出来的自由主义自然也蕴含在魏晋玄学中，由此也可挖掘出以老子，庄周为师的“竹林七贤”的思想里的自由主义精神。下面我就将揭示老庄哲学中的自由主义精神，以证明我的论点。

东汉末年，经学束缚渐渐解除，思想一尊的局面业已打破，各种思想活跃起来。士人以往所信奉的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任情而行成为一时的风尚。但这种任情而行的风尚，只能是一种过渡的现象，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它的思想信仰。玄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它是士人寻求的一种思想归宿，一种用以填补儒学失落之后的思想位置的新的理性的依归。而在清谈、谈玄、注玄、论玄中，又不知不觉中对老庄思想作出了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吸收了老庄的基本精神，而又注入了现实的新的生机。道家思想在当时的盛行也是有其政治背景的，“人乳饮豚”，“王石斗富”       ⑨的奢靡之风自为有晋之痼疾，而“政失准的”与“士无特操”也都是为名教所不容的。而西晋是以名教立国的，罗宗强先生对此分析的很具体⑩，然而有晋一代，除了孝尚未泯灭之外，名教的其他内容，差不多都已名存实亡。干宝对其时之情形作了十分精彩的评论：“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晷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人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于百，无让贤之举。…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11这段评论的着眼点在于指出“判散五经，灭弃风雅”，“名教大坏于其时”的现实情况，也证明了老庄哲学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也可看作此时士人风貌之极生动之写照。

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无疑影响了当时每一个文士，那么它与自由主义又有何联系呢？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胡适先生就曾说老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12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殷海光先生也曾说：“在中国文化里，跟自由主义能产生亲和作用的是佛老思想。可是，佛老思想只是一种人生境界和一种人生态度。它不是像孔教那样的制度。佛老思想所造成的境界和态度，可导致人采取退避不争的方式来缓和暴政的迫害以“全生保真”，但不能鼓起人争自由的激情。”13这段话说明老庄哲学即道家思想是蕴含自由主义精神的，只不过其蕴含的自由主义精神是稚嫩，消极的罢了。

把“自由”观念运用在道家知识分子身上，就是看把近代以来形成于西方的这一“观念”，运用在作为“异域”的中国的传统中是否“合适”。狄百瑞在探讨儒家的自由观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他认为值得进行探险：“在采用‘自由的’（‘liberal’）这个字时，我当然必须预期到其它误解的可能性。 有的人植根于特殊的西方文化背景，（例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代表的）对自由主义采取狭隘而纯粹的定义。有的人则认为自由主义带有一些他们以为是源自西方的放肆的特点。这两种人都会认为把自由主义一词加诸中国是陌生而不切题的。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值得冒一下险。真的，只要不排斥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探索其相同点，并由此而对双方有更深入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应该欢迎就中国与西方在历史经验中的相异处作尽可能完整的讨论与分析。”14我们相信，当我们强调道家知识分子的“自由性”时，这里所说的“自由”肯定与西方广义上的“自由”会有契合之处。但正如狄百瑞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又不能忘记它们的“相异性”。我们先来分析《老子》中的自由主义精神。西方自由主义长篇大论的“小政府”，老子举重若轻的一句“无为”即可概括。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老子是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而由老子的“自然无为”所体现的“政治自由”，胡适概括为“不干涉主义”，有人也用“自治主义”一词来概括。在边沁对政府所提出的“要安静”的忠告、杰斐逊所肯定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和诺齐克所要求的“最弱意义的国家”（“守夜人式”）等接近的说法中，不是很容易让人想起老子道家的“清静无事”、“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劝告吗？

    老子的自由主义精神就谈到这里，我想着重谈的是庄子的自由主义精神，因为庄子的“自由”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对“个人精神”所作的安排。这是我欣赏他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庄子对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精神生活和意识影响最大的地方。庄子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追求个人自由和精神解放，不仅奠定了“诗意性”的观念基础，而且也以自己的行动为“士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深受其影响的“竹林七贤”与庄子的关系自然更加紧密，向秀就曾为《庄子》作注15，吕安看后惊叹为“庄周不死”，而嵇阮二人在“真”上与庄子并无二致。那末，庄子的自由主义精神又体现在哪些地方呢？作为《庄子》一书的首篇并有“游”字重要用例的《逍遥游》，一般认为代表了庄子的“自由”意识，而庄子的“逍遥”和“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鼓应和刘笑敢先生，都强调了“游”在庄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意义。如陈鼓应指出：“庄子哲学中的‘游’是非常特殊的。他大量使用‘游’这一概念，用‘游’来表达精神的自由活动。庄子特别喜欢‘游’、‘游心’及‘心游’等表达一种精神的安适状态。...... 在庄子看来，‘游心’就是心灵的自由活动，而心灵的自由其实就是过体‘道’的生活，即体‘道’之自由性、无限性及整体性。总而言之，庄子的‘游心’就是无限地扩展生命的内涵，提升‘小我’而为‘宇宙我’。”16刘笑敢也指出：“庄子的游是心之游，是心灵的安闲自适，因而也有精神自由之义。”17把庄子的“游”，概括为“心游”、“神游”，即“精神自由”，可以说揭示了庄子之“游”的基本特征。概言之，庄子的自由主义是偏向消极的，是一种“漫游式”的自由，这种自由当然是有所缺陷的，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以所谓“退隐于内心的碉堡中”为题，对撤退或退守性的“自由”所提出的批评有值得参考之处。18“自由”往往意味着“个人”自由，但这种“自由”恰恰是以“秩序”和“制度”为保障的，因而又是“社会性”的。“漫游式”的自由，也意味着“个人”自由，但这种“个人”自由，却是以“个人化”的行为来实现的，却是通过走到“社会”之外、通过逃避秩序和制度来进行的。这是庄子所代表的“漫游式”自由同现代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之自由的基本差别。虽然庄子所代表的这种“漫游式”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制约了中国传统向现代政治自由主义之路的迈进，但它毕竟促进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解放，使其独立性较之以往增强不少，其个性也得以觉醒。

老庄哲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已介绍的颇详细了，那末，在这种自由主义精神中滋润成长起来的“竹林七贤”的自由主义精神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不妨从其著作中来进行探讨与分析。古人云“诗言志”，“言为心声”，“竹林七贤”的著作文章当然是其思想在纸上的“映射”。既然老庄哲学是其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那么在“竹林七贤”的著作言论中定会看见自由主义精神的痕迹。我们先来看看“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的诗作。刘勰曾说“阮旨遥深”19，“阮籍的诗文虽然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20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尤其隐晦之至。在阮籍看来，现实犹如一张大网，使人无处可逃，在第三十三首咏怀诗中，他对人生作了一个总的描绘：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这首诗所暗示的是：人生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一是人所生存的社会，社会充满矛盾，充满危险，一切都不可预测，再多的智慧也不足以应付，因而人的一生焦虑重重，如怀汤火。即使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躲过了人世的一切危险，另一种力量也必将使你毁灭，那就是死亡。从中可以看出，阮籍向往着无忧无虑，长生不死的神仙般的生活，以求得心灵上的自由超脱，所以他写了很多游仙诗，但诗中的自由观念与一般游仙诗中的超凡出世观念是不同的。如我的授业恩师刘启云教授所说：“我们应当看到，阮籍所向往的神仙与传统的辟谷服食以求成仙的观念想龃龉，阮籍所想象的仙界是精神自由，人格解放的境界，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庄玄的理想精神境界，借此以为解脱现实苦闷的慰藉。”21表达这种境界的诗还有很多，如《咏怀诗八十二首》第三十六首：谁言万事难。逍遥可终生。临堂翳华树。悠悠念无形。彷徨思亲友。倐忽复至冥。寄言东飞鸟。可用慰我情。又如第八十一首：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噏习九阳间。升遐叽云霄。人生乐长久。百年自言辽。白日陨隅谷。一夕不再朝。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这些诗都反衬了诗人希求避世远祸，欲苟存于乱世的消极自由主义精神，即“退隐于内心的碉堡中”的“漫游式”自由主义精神。另外，阮籍还善于用象征手法来托物言志，借此散发自己的自由主义之光。如“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诗人自比黄鹄，表明自己“超然世外”的独立性即不于政府合作，不同流合污的自由主义精神。还有“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这几句诗与上面几句诗异曲同工，这些诗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精神都使人作为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出来，与西方人文主义所提倡的自由多少有些类似。在反映阮籍心态及其自由主义精神的诗文和著作中，《清思赋》和《大人先生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清思赋》中写道：“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摇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皎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伊衷虑之遒好兮，又焉处而靡逞。” “清虚寥廓”，“飘摇恍惚” ，“冰心玉质”，“恬淡无欲”都是指心境。无所挂念，空灵，皎洁，不执着于实有，无欲念之系累，此为其自由之心境，亦为其自由之人格，自由之人生境界，这种思想显然来自庄子。而阮籍所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心境，这样的人格，这样的人生境界。《清思赋》最后发感慨到：“既不以万物累心兮，岂一女子之足思！”也体现了阮籍不肯以物累己，心任自然的东方式的自由主义精神。《大人先生传》较之于《清思赋》写得更为明白具体，其写理想人生，是：“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是以至人不处而居，不修而治，日月为正，阴阳为期。岂希情于世，系累于一时？…故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就是说，与道冥一，与自然一体，泯灭物我，泯灭是非。这些思想在老庄中都可找到。总之，《清思赋》，《大人先生传》中所描述的那个精神自由遨游于无何有之乡，与道一体的境界，是阮籍一生向往的却无法实现的理想人生。因此，我可以把阮籍的自由主义精神定性为一种“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决定了他佯狂遁世，浮诞玩世的悲剧命运。

    在“竹林七贤”中嵇康与阮籍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颜延之曾在《五君咏五首》中写道：“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恰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22可见他对嵇康推崇备至。而鲁迅受其师章太炎影响，先后校勘《嵇康集》达十余遍，也足见其对嵇康青睐有加。嵇康的诗文，极力主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反对虚伪的名教，其文高于诗。与同时代的阮籍相比，阮籍长于诗，而嵇康长于文。他的诗以四言最多，艺术上也以四言诗成就最高，沈德潜也曾说“叔夜四言，时多俊语。”23，其五言诗虽不及四言诗有特色，但也有佳作。而诗中内容大多发挥老庄思想，宣扬高蹈出世的宗旨，且具有实际的内容，反映了生动的生活情趣。嵇康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生活目标，有一个为自己描绘的非常动人的生活图景。他曾通过太史贞父之口，说出了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这一点从嵇康的诗文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如《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 》第十四首中写道：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又如《酒会诗七首》第二首中写道：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这些诗句写的都是优游、了无挂碍、怡然自得的生活，充满着闲适情趣。嵇康所追求的这些优游闲适的生活，当然有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不是富贵逸乐，不是任情纵欲，而是一种不受约束,随情之所至的淡泊生活，也体现出了一种朴素的自由主义精神。嵇康的诗歌的意义，就在于他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把庄子虚拟的一个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即纯哲学的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所以许多人说嵇康第一个把庄子诗化了。24另外，嵇康是很喜欢自由自在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把这种自由自在陈述的相当充分，他说一做官，这种自由的生活方式受到干预，他便受不了：“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钩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这“七不堪”，都是说自己向往的是随性自然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世俗中是不可能得到的，不惟有俗务的干扰，且亦有种种礼法的制约，只有超脱于世俗之外，才能随情适意，所以嵇康如此强烈地反对名教，鄙薄司马氏政权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根据以上的论述，我可以将嵇康的自由主义精神的性质概括为两种：一是内在的“任自然以托身”的朴素自由主义；二是政治上的“厌仕迕世”的“不合作式”的自由主义。嵇康不仅在诗文中体现出了这独有的自由主义精神，并且他也是这种自由主义精神的身体力行者，最后他也献身于此种精神，尽管他这种东方式的回归内化的自由主义精神无益于社会的变革，但毕竟为后来的知识分子反抗专制作了一个榜样，对维系个性自由并追求个性自由来说，它是意义重大的。

阮籍，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和“正始文学”的灿烂双璧，以其惊世骇俗的言行以及具有浓烈个性色彩的论文名噪一时，在魏晋这个“文学自觉时代”25写下了绚烂的一笔。如著名学者刘师培所说：“嵇康师心以遣论（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来写作论文），阮籍使气以命诗（根据自己的感受直抒胸臆来写作诗歌）。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阮嵇二人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须找一个客体安息其中，这就是“顺天地之性，体万物之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朴素且消极的自由主义精神境界。

“竹林七贤”除阮嵇二人外，还有五人。但这五人无论在思想，还是在政治上都不及阮嵇二人，因此这里不作过多评论。他们基本上是从属于阮嵇二人，其思想理念虽与阮嵇二人有所出入，但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才能成其为一个群体，尽管是松散的。我在这里论述“竹林七贤”的自由主义精神也是以阮嵇二人为代表的，因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精神较之其他五子更突出，更彻底，所以我便只“功其重点，不及其余”了。

反观“竹林七贤”的行为，也极具个性，富有朴素而消极的自由主义精神。阮籍佯狂，沉酒荒迷；母死居丧不哀，吃肉喝酒，对前来吊唁的人白眼相待，而为素不相识的人哭悼一番26；依隐玩世，口不臧否人物。嵇中散情至之人，“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27，锻铁洛邑，灌园南阳，终以傲物受刑。临刑时顾视日影，从容弹一曲《广陵散》。身死之后，《广陵散》遂成千古绝响；山巨源热中仕途，选贤任能，雅操清明，一派忠诚；向子期一介书生，“清悟有远识”。嵇康死后，他改节失图，臣服于司马。阮仲容为阮籍之侄，任达洒脱，不拘礼节，曾与豕共饮，也曾以长杆挂犊鼻裤，与北阮纱罗锦绮形成对照。并在母丧期间骑驴追赶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28其率性如此！刘伯伦性情豪迈，以酒为名。《晋书·刘伶传》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世说新语》也曾说他“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29活脱脱一个酒鬼的形象跃然纸上。王濬沖自小便被人称为神童，但其后热中名位，“钻核卖李”30，自为“竹林七贤”中之俗物。一日，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飲，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另外，七贤中除王之外，都做过隐士，或养晦待时或消极避世。身值乱世，退隐山林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只是为了全身避祸，借此超脱世俗的蝇营狗苟，遨游于自己虚幻的理想世界之中，正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31尽管隐于山林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它也可体现出一种“漫游式”的自由主义精神。胡适先生曾在1948年9月4日发表的《论自由主义》一文中总结道：“中国古人往往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故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这种回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隐遁的生活以逃避外力的压迫，一种是梦想神仙的生活即行动自由，变化自由。正如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还是"有所待"，"有所待"还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事人无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净土，都含有由自己内心去寻求最高的自由的意义。”这段话充分概括了“竹林七贤”作为隐士的传统且朴素的自由观。但“竹林七贤”由于七人的性格及其生长环境都有所不同，因此他们身上的自由主义精神也就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这里我可以试着分析一下，概括一下他们的自由主义精神。阮嵇二人的自由主义精神前面已分析过了，所以我只简略谈一下后面的五位。山涛虽积极入仕，为司马政权效力，但他选贤任能，洁身自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在那“政失准的”与“士无特操”的政治风气下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山涛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性的，是以服从礼法，服从君主的统治为前提的，而在西方，“共和主义”传统也强调自由在于对法律的服从。但丁也认为，如果一个人是按照他的理性生活的，那他就是自由的。因此可将山涛的自由主义精神定性为“理性的”自由主义精神，起码在当时是这样。而阮咸和刘伶则属于同一类，他们对于人间的是非，也不管不问，置之不理，单求自适而已，因此他们的自由主义精神是消极的，是精神上的，即个人自由主义精神或“自足式”的自由主义精神。向秀在前期具有朴素的自由主义精神，是不受外力约束的，后来虽改节失图，臣服于司马氏，但他的心态与行为并没有与过去完全决裂，这点可以在其《思旧赋》中看出来，所以他的心里仍残留着崇尚自然的自由主义精神，只不过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难以表现出来。至于王戎，虽处身于“七贤”之中，不过一附庸风雅的俗物耳，如果他也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话，那么这种自由主义精神也是虚假的，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幌子。

“竹林七贤”的自由主义精神已一一论述，接下来我要补充的是：他们的自由主义精神虽然彰显了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体现了魏晋时代的主流，但这种自由主义精神仍是不彻底的，是矛盾的。首先，“阮籍、嵇康二人对儒学的反对不是发自真心的，他们对儒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在批判对儒学的利用”32，是为了揭穿统治者的虚伪面目。前面谈到玄学是以调和儒道为目的的，向秀也提倡“儒道为一”，所以“竹林七贤”的反对儒教即“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是一场彻底的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大不相同的，但它在当时仍有一定的进步性。台湾著名学者李敖曾说“自由主义”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求诸己”，一是“反求诸宪法”。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却往往只能“反求诸己”，只能求得心灵上的自由和解放，而无法“反求诸宪法”，无法在现实中予以实践。甚至连“反求诸己”这样低级的自由主义要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们往往也不能完全做到。他们内心仍然是矛盾的，总在“出世”与“入世”间彷徨不已，阮籍就曾叫他儿子不要学他，还规劝道：“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说明这种生活表面潇洒，其实內心十分痛苦，不希望自己的後代再同自己一樣，因此世有“真隐”和“假隐”之分，这也表明他们仍然受到现实的束缚和制约，并最终为现实所累。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人恰恰介于自由不自由之间--他未尝自由，亦未尝不自由。"基于东方自由主义精神的这种特殊性（回归内化的，消极的），胡适先生于是说：“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可谓一针见血。

如今世易时移，斯人已去，然“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竹林七贤”的千古风流使后人为之陶醉，为之疯狂。在他们的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陶渊明有了“悠然见南山”的自得其乐，苏轼有了“聚散细思都是梦，身名渐觉两非亲”的旷达，李贽有了“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的潇洒33，而鲁迅则养成了“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的“斗士”性格。总之，无论“竹林七贤”的自由主义精神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种精神仍然像冬天里的太阳般可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完成了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也为后来积极追求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们作了表率。《广陵散》虽已绝世，但他们的自由主义精神却传承至今且被发扬光大。当我们漫步竹林的时候，且听风吟鸟鸣，那正是“清风吹我襟”“翔鸟鸣北林”的自由的合声！

注释：①见《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做《名士传》成”条刘注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沖为竹林名士。”

②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

③庄万寿先生认为“‘竹林七贤’恐怕在正始前后已有此名”，并引郭缘生《述征记》材料，以说明“竹林”确有其地（庄万寿所说，均见其《嵇康年谱》）

④《世说新语·任诞篇》

⑤唐士其《中西传统自由观的比较》

⑥孔子《论语·述而第七》

⑦清·沈德潜《古诗源》P202

⑧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

⑨《世说新语·汰侈》

⑩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11干宝《晋记·总论》

12胡适《论自由主义》

13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P255

14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

15《晋书·郭象传》

16陈鼓应《老庄新论》P231

17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18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连载《公共论丛》1995年第一期“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号”和“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号”，三联书店。

19刘勰《文心雕龙》

20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1刘启云《六朝诗歌美学》

22清·沈德潜《古诗源》

23同上

24见于王韬的学术论文《嵇康的诗歌美学思想》，王文谓：“嵇康不同于哲学思辨派和放浪派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他使老庄思想诗化了，艺术化了；老庄第一次步入了文学艺术的殿堂，使中国的文学艺术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25章培恒《中国文学史》，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6见《晋书·阮籍传》“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往往哭之，尽哀而还。”

27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三《勉学》

28事见 《晋书·阮咸传》

29《世说新语·任诞篇第六》

30《世说新语·俭啬篇第二十九》

31《论语·卫灵公》

32李存山《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

33李贽《焚书卷三》

参考书目文献：刘义庆《世说新语》、钟嵘《诗品》、沈德潜《古诗源》、《鲁迅全集》、刘启云《六朝诗歌美学》、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胡适《论自由主义》、哈耶克《自由主义》、吴相洲《传统的批判》、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李存山《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唐士其《中西传统自由观的比较》、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阮籍全集》、《嵇康全集》、房玄龄《晋书》